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

   作者:张海鸥 击数:1177   时间:2011-3-5


    

余靖是北宋仁宗朝名臣,其生平事迹见于史乘及时人文集者颇多且详,兹不赘。今《全宋诗》收其诗132首,《全宋文》收其文二十二卷,404篇。《四库提要》云:“诸作亦多斐然可观,以方驾欧、梅固为不足,要于北宋诸人之中,固亦自成一队也”。余靖论诗倡通趣,作诗亦有通趣。此宋人审美意识之要领。宋世文人为人为诗,处世审美,皆尚通达,讲意趣,余靖乃开风气者之一,惜尚未引起文学史家重视。本文特检讨之。

余靖论诗倡通趣,见于《武溪集》卷三〈曾太傅临川十二诗序〉:

古今言诗者,二雅而降,骚人之作号为雄杰。仆常患灵均负才矜己,一不得用于时,则忧愁恚憝,不能自裕,其意取讥人,才虽美而不足尚。久欲著于言议而莫由也。今兹得罪去朝,守土滨江,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拏舟见顾,间日共言临川山水之美,因出十二诗以露其奇。其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,未尝一言及于身世,陶然有飞遁之想。通哉,不疑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,真吾所尚哉!遂题其篇。

古人所谓通,是人生哲学,是生命的智慧状态,是生存的审美境界,于诗而言,则是诗中的生命意趣。《说文》:“通,达也”。通达常合用,形容人能通晓变化之理,学问贯通古今,阅世、处世达观从容,不固执,善于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。《易经》首创通变哲学,〈系辞上〉云:“通变之谓事”。“通其变,遂成天下之文”。

古称善通变之士为通士、通人、达才。如《荀子》〈修身〉〈不苟〉〈荣辱〉等篇,论“通”颇详。〈不苟篇〉云:“物至而应,事起而辨,若是则可谓通士矣”。《史记·田敬仲世家赞》: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《易》之术幽明远矣,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”。

通有时指通晓学问,明达事理,机智敏捷。王充《论衡》之〈别通篇〉、〈超奇篇〉,专以学问论通人,所论甚详。〈超奇篇〉云:“博览古今者为通人”。《南史·王僧孺传》:“刘孝孙博学通敏”。王羲之《与谢万书》:“所谓通识,自当随事行藏,乃为远耳”。《北史·长孙俭传论》:“俭器识明允,智谋通赡”。

通有时也指人类性情之自由洒脱。《南史·谢几卿传》:“几卿累迁尚书左丞,性通脱,诣道边酒垆,停车褰幔,与车前三驺对饮。观者如堵,几卿自若”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:“籍子浑有父风,少慕通达,不饰小节”。

如此看来,屈原确非通士。其执着于一念,“负才矜己,一不得用于时,则忧愁恚憝,不能自裕其意”,当然就“取讥通人”了。而曾太傅凭什么被余靖称为通人呢?

曾太傅即曾易占(989--1047),字不疑,曾巩之父。天圣二年(1024)与余靖同年进士。历太子中允、太常博士。为官守正不阿,有治绩。景祐四年(1037),“太常博士曾易占除名,配广南衙前编管”[1]。此后家居十二年乃卒。据时人记载,曾乃受诬而被除名,但他并不戚戚于怀,反能通达自放,从容著述,时人颇称道于此。如王安石《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》[2]

既仕不合,即自放,为文章十余万言。……不以一身之穷而遗天下之忧。以为其志不见于事,则欲发之于文,其文不施于世,则欲以传于后。……公之遭诬,人以为冤;退而贫,人为之忧也。而公所为十余万言,皆天下事,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乱,至其冤且困,未尝一以为言。……好学不怠,而不以求闻于世。

又李清臣《曾博士易占神道碑》[3]、陈师道《光禄曾公神道碑》[4]所载略同。可知曾颇合通达之谓:博学,明理,敏捷,旷达,通古今世事,怀才不遇而不戚,不能立功则立德立言,既能自放又能自立。今存其诗,只有《宋诗纪事》卷十一所收一首《题洪州僧寺》:

今朝才是雪泥干,日薄云移又作寒。家山千里何时到?溪上梅花正好看。

余《序》有“得罪去朝,守土滨江”语,当指自己景祐三年(1036)为范仲淹申辩而落职,贬监筠州酒税事[5]。筠州滨锦江,故称滨江。曾易占除名在景祐四年八月,同年十二月,余靖改监泰州税,故此序必作于是年八月至十二月间。余靖特以“通”称誉其人其诗,是同窗知己之言,遂启后来王、李、陈等盖棺之论。有宋一代,士人普遍崇尚通达,余靖是首倡者之一。

不过宋人之通,与前代亦有不同。前人之通多得自儒、道二家,宋人则更融入释家随缘之意。凡执著之意,无论儒家执著于事功,还是道家执著于自然与自由,皆所不取。宋人之通,进退由之,坦然待之,“鸿飞那复计东西”。这是宋代文士特有的人文智慧。他们不赞成屈大夫那样执着事功而忧伤不遇,认为那是不通,是无趣。余靖对屈原的批评,在宋人中当是最早的。后来苏舜钦《沧浪静吟》表示不赞成“三闾遭逐便沉江”的固执态度。司马光《醉》诗也曾说:“果使屈原知醉趣,当年不作独醒人”[6]

余《序》从通谈起,落脚于趣。以为通人方有通诗,通诗方有通趣。宋人以趣论诗,余靖是较早者。我梳理宋代诗学,尚未见言趣早于此者。宋诗话最早以趣论诗者,是司马光《温公续诗话》:“魏野……诗有‘妻喜栽花活,童夸斗草赢。’真得野人之趣”。

趣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理念、审美理念、诗学理念,其蕴涵十分丰富。人生之趣多多,却非人人皆可得之。因为趣的本质是美,只有富于审美修养的智慧人类才最善于在生活中体味、乃至创造出美的意趣。因为智慧人类的生命底蕴是文化,生命特质是崇尚自由和高雅。故其趣,于人生之出处进退,则有遗世独立的自由之趣;于生活,则有避俗求雅的文化之趣,如读书治学、琴棋书画、饮酒吟诗、交友谈玄等等;于自然,则有登临赏叹,诉诸笔墨的风雅之趣。总之,趣的本质乃是文化审美情趣。

宋诗最重意趣,这与唐诗崇尚风韵有所不同。在余靖前后,以诗言趣已成时尚。如王禹偁《酬仲放徵君》:“千言距百韵,旨趣何绰绰”[7]。林逋《赠胡明府》:“一琴牢落倚松窗,孤淡天君得趣长”[8]。苏舜钦《答梅圣俞见赠》:“至于作文章,实亦少精趣”[9]。梅尧臣《次韵和永叔饮余家咏枯菊》“小树婆娑嘉趣足”[10]。王安石《明州钱君倚众乐亭》:“洗涤山川作佳趣”[11]。司马光《和明叔游白龙溪》:“外野饶真趣,令人怀抱夷”[12]。苏轼《雨中过舒教授》:“自非陶靖节,谁识此闲趣”。《书焦山纶长老壁》:“此言虽鄙浅,固自有深趣”[13]。苏辙《送家定国朝奉西归》:“新诗得高趣,众耳昏未听”[14]。这些诗涉及人生各种生活情趣、审美意趣,略可见宋世文人尚趣之风。余靖以趣论诗,使“趣”从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风尚,进而成为批评家理性观照的一个热点问题。

人生若通于趣,则如苏轼所言:“无所往而不乐”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:“圣哲之通趣,古人之明志也。”此谓通趣属于哲人。人通于趣,诗乃有趣。余靖认为曾不疑的诗,“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”,“未尝一言及于身世”,故有通趣;“言临川山水之美”,吟咏“当代绝境”,则有奇趣;“讽咏前贤遗懿”,则有文趣;“陶然有飞遁之想”,则有旷放之趣。

余靖也是通达之人,其诗亦多通趣。如“海域逍遥境,荣途淡泊心”(《寄题广州田谏议颐堂》)[15];“无为牵俗趣,碌碌利名间”(《送薛秀才归乡》)。此通达脱俗之趣。“羡师尘外去,何日濯吾缨”(《送僧惠勤归乡》);“棋酒等闲忘世虑,溪山最乐是家林”(《寄题宋职方翠楼》)。此通达自由之趣。“泉清偏照月,松瘦不知春”(《灵树喜长老属疾见寄次韵酬之》);“况有江山助,无怀节物伤”(《酬和苏梦得运使》);“望岫幽人兴,观空达士情”(《寄题宝峰山玩云亭》);此通达自然之趣。“气劲秋霜并,吟多夜月知”(《送容州杜秘丞》);“休羡井梧能待凤,凌霜坚守岁寒心”(《和胡学士馆中庭树》)。此通达孤傲之趣。“古寺远尘笼,乘闲访此中。客心千里静,僧语万缘空”(《游临江寺》);“幽寻逢胜地,方外趣无垠”(《留题龙光禅刹呈周长老》)。此通达禅悟之趣。

宋诗之趣,多关乎山水。盖山水佳胜,乃诸趣之温床。古代文人离开朝廷,便与自然走得很近,不论为官为民。钱钟书《谈艺录》六九【附说十九】专论“山水通于理趣”,言“宋明理学诸儒,流连光景,玩索端倪”,于“乐山乐水”之际怡情得趣而悟理。此略与余靖所倡通趣有相近之处。

又严羽以禅悟论诗,是唐而非宋,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特申“诗有别趣”、“盛唐诸人唯在兴趣”之论。其所谓别趣、兴趣,郭绍虞已辨之[16],非余靖所倡之通趣。

(刊于《文学遗产》2001年第4期)

[1]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景祐四年八月戊子

[2] 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九十三,四库全书本。

[3] 《琬琰集删存》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页266—267.

[4] 《后山居士文集》卷十八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宋本,822.

[5] 见《长编》景祐三年五月辛卯.

[6] 《全宋诗》,页6107

[7] 《全宋诗》,页655.

[8] 《全宋诗》,页1223

[9] 付平骧等《苏舜钦集编年校注》,巴蜀书社1991年,页160

[10] 朱东润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,页1126

[11] 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十一,中华书局1959年,页170

[12] 《全宋诗》,页6200

[13] 《全宋诗》,页91589198

[14] 《苏辙集》卷十五,中华书局1990年,页288

[15] 此引余诗均见《全宋诗》册四,仅二卷,故不注页次。

[16]见郭绍虞《沧浪诗话校释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,页3347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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