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靖的“从政六箴”

   作者:余孟符 击数:2403   时间:2011-3-5


     

在襄公铜像揭幕典礼上,看到铜像以公之名著从政六箴为背景,洋洋洒洒,意境高远,是一道富有人文价值的珍贵景观。

余公信奉儒学,有为国为民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远大志向。中进士后,在州县做地方官,根据多年为官体验,归纳出“清、公、勤、明、和、慎”的从政六箴,分别作出透彻阐述。这是他在立言方面的重要篇章。“箴”,有规训、规戒、规范的含意。简而言之,从政六箴,就是官员的六大规则。在他当年提出时,就得到朝野的好评。于今,仍有借鉴价值,是当前廉政建设教材的重要内容。最为难得的是,余公言出必行,说到做到,身体力行,以六箴为座右铭,终生信守,成为名贤,光照史册。

清,是清廉。这是从政的最大操守。官员手中握有权柄,要为民谋利,不能用来敛财。做官要讲气节,做清官,不做赃官。余公认为清是从政根本,所以把它放在六箴之首。他做官四十一年,始终保持清正廉明的本色,为官一任,兴利除弊,造福百姓。期满离任,两袖清风,受人怀念。政声人去后,余公工作过的地方,在广州入八贤馆,被人景仰,在桂州(今广西桂林)、筠州(今江西高安)、吉州(今江西)等地都立祠志念。余公淡泊名利是很出名的,即使对自己的俸绿赏赐都不会在意。欧阳修在余公神道碑中就深情的说他生平“功高赏薄”,这是对他高风节亮的赞美。

公,是公正,这是从政的精神境界,最能体现官员的品格。余公认为从政重在抱公绝私,一心为公。众所周知,余公在景抗辩,庆历进谏中,充分表现了他公而忘私的风格。仁宗景三年,范仲淹为改革吏治,上“百官图”揭露官场黑暗,冒犯权贵,遭诬陷被贬,这本来是很不公平的。但对此,朝堂大臣失语,保持沉默。在这关键时刻,只有余公不顾个人安危,越阶为范抗辩,虽亦被贬,但他不畏强权,铁骨铮铮的风范,震动京师,受到赞赏。这是他在京师第一次亮相。庆历三年,范仲淹回京主持政务,推行庆历新政。余公任谏官,是新政主要人物之一,是他上呈奏折最多的时期。为了澄清朝野,不怕得罪权贵,即使涉及皇亲国戚也不退缩。一身正气,直言进谏,成为北宋“四大名谏”之一。

勤,是勤勉,这是从政的应有毅力。勤包括勤政和勤学,这两方面余公不愧是表率。对勤政,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仁宗庆历四年,余公身任右正言、集贤校理、知谏院、判国子监等十多个职务,同时负有出使契丹重任,其政务之繁忙可想而知。但他毫不懈怠,以过人毅力,鞠躬尽瘁,勤奋完成任务。说到勤奋,余公也十分突出,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,珍惜时光,手不择卷,知识渊博。勤于写作,成果丰硕。号称重要文章有400篇、诗140首、赏章60多份。大多收入武溪集传世。他的官风文采受到当时文坛元老,苏东坡之父苏洵的由衷赏识。

明,是明察、明辩、明断,这是从政的综合素质,最能反映的能力才智。余公三使契丹,全功而回,可说是他心明如镜使然。他进京之后,就十分关心边疆安全,注意契丹、西夏的动向,知道他们经过多次交战之后,消耗很大,都有议和愿望,由于长期对立造成的争端,是可以通过外交谈判化解的。有了这种明确认识,当仁宗召见,征询对远夏外交方针时,他就能说出一套成熟方案,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。历史常有惊人类似之处,当年诸葛丞相在出山之前,已对中原、江东、西川的形势了如指掌,在刘备三顾茅庐问计时,就能提出三分天下的隆中对。余公出使契丹之前与仁宗的对话与此是相仿的。

和,是中和,这是从政博大胸襟。在中华文化中,和是非常重要理念。官员行使权力要中规中矩,和为贵。以和为办法解决问题,促成和谐,余公从政,在外交军事活动中,只要有和的希望都竭力争取。仁宗嘉五年,交趾起兵侵犯广南,仁宗急调余公领兵前去平息。到达战地,已作好战斗准备,余靖也知道有必胜把握。但他仍希望能以政治手段和解,通过下书,促使交趾罢兵归顺,以不战屈人之兵,取得了第二次广南平乱胜利。

慎,是谨慎,这是从政的持重风格。官员行政,管理众人之事,关系重大,一棋不慎,满盘皆输,必须持重谨慎,三思而行,不留后患。余公处理公务是深思熟虑的,慎之又慎。这里,只举一例就可说明问题。仁宗皇五年,侬智高之乱平定后,余公奉命留守广南,时侬氏有些亲属被俘,押解京师。但侬氏尚流窜云南大理一带,余靖考虑到为有利于收顺侬氏,建议善待其亲属,可见思虑是很周到的

            刊登于风采月刊93期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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