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余靖风采与《从政六箴》

   作者:罗韬 成华青 击数:509   时间:2017-1-27


 

论余靖风采与《从政六箴》

    罗韬    成华青

    (韶关学院社科部讲师;韶关学院社科部副教授)

    御笔新除三谏官,士民千口尽相欢。昔时流落丹心在,自古忠良得路难。好竭谋猷局帝右,直须风采动朝端。人生万事皆尘土,惟是功名永远看。

    这是北宋庆历三年(1043年)蔡襄作的一首诗,赞誉余靖等人敢于犯颜直谏的耿直风格。"风采"二字源出于此。后来,人们便把"风采"二字专门用来赞颂余靖的为人和品格。在他曾为官的地方,当地百姓建有一些祠宇,每年祭祀。在筠州(今江西高安县)有二贤祠,在广州有八贤堂。在他的故乡韶关,有张(九龄)余二公合祠。当然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明朝弘治十年(1497年)春,韶州知府钱镛为纪念余靖在朝为官之风采,所建的"风采楼"1933年重建,主题用钢筋混凝土筑成,楼高21米,宏伟壮观,现已成为韶关的重要标志。

    余靖风采究竟蕴涵着什么内容为后人如此敬仰呢?笔者认为其《从政六箴》——清、公、勤、明、和、慎,正是其一生的写照,亦是其风采之所在。现试从这六个方面论述余靖从政风采。

    一、清,即清廉

    在《从政六箴》中,余靖把清廉放在首位,开宗明义地阐明"政为民纲,清本士节,立于寡过,先乎自洁。"可见,他认为为官之要义首在于清廉,否则"贪彼财铜,过乎豪夺,罪盈于贯,阳诛阴罚。

    余靖不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京城为官,都要求下属官吏要清廉,并且将清廉作为考察官员的首要要求。在皇枯四年,平定侬智高为首的动乱后,余靖留在邕州(今广西南宁市)制订休养生息措施,安抚流民。他从整顿吏治着手,要求各级官员清正廉洁,果断起用了一批刚直廉明的清官,上奏朝廷惩办了一批询私舞弊的贪官,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冗官。这样,一年后"抚辑完复,岭海肃然。至和元年十一月,余靖在邕州南效主持兵民云集,连交趾(今越南)国也派使来参观。当余靖宣读朝廷赦书后,在场中外边民齐声欢呼。而当朝廷特使宣布要改余靖知潭州时,邕州兵民哭拜于道,要求朝廷把余靖继续留任桂州,宣抚全路。由于皇命难违,嘉祐二年二月,还是要调他知潭州,余靖严令桂州官员不许泄露,谢绝一切馈送,悄悄地卸任而去。在嘉祐六年,余靖以尚书左承知广州,兼管内劝农市舶使,提点银铜场公事。广州一带物产丰富,一向是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,历代到广州做官的,往往搜刮民财,宦囊饱满。余靖下车伊始,奏请朝廷"罢番舶装船税",免除外国商船在广东海岸装货的附加税,以活跃进出口商业。于是,来往于广州港口的外国船舶络绎不绝,日益增多。同时,严禁官吏"市南药诸番货",以保证国家收入。到余靖卸任前,广州市舶年收入恢复到皇祐中期的收入水平,使广州重新成为海内外贸易和友好往来的最繁忙的港口城市。

    当然,余靖不仅要求下属官员清廉,而且以身作则,以清廉朴素名传朝野。他一生两袖清风,从不取地方一款一物。在知广州期间,到下属州府察访,端州府(今肇庆市)送他一个端砚,高州府(今茂名市)送他两颗图章,他拒绝赠送,自己掏钱买下。对朝廷给他的赏钱赏银也分文不取,封存于广州军资库内。上任卸任,从不要人迎送。他提倡轻车简从,破除官场中迎来送往、讲究排场、铺张浪费的恶习。同时,他经常从自己的薪傣中,抽资接济赤贫士民、落难友人,同包拯一样是一位难得清官。

    余靖在广州任职将近5年,为政清廉,在晋升离任前,"不载南海一物",受到百姓的称赞。"其廉洁谨行,可见一斑"(朱熹《五朝名巨言行录》)。

    二、公,即公正

    公箴曰:"厥初生民,周有纪极。群居杂处,斗一智竞力。乃建官司,分其曲直。所以衡鉴,所以纠墨。抱公绝私,是为率职。惟柔惟俊,腹心之病。惟端惟方,政化之纲。"余靖认为社会上的各种纠纷非常之多,所以才设立政府来分是非曲直,作为官吏只有公正无私,才能做好本职之作,才能维护政府权威。

    余靖为官抱公绝私,从不为个人安危、荣辱考虑,而是从国家、人民的利益出发。在宋仁宗景祐二年,礼部员外郎范仲淹针对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的行径,上《百官图》给皇帝,指出宰相吕夷简误国误民。后又写成《帝王好尚》、《任贤任能》、《近名》、《推委》上呈皇帝,其意切中时弊,暗示国家将会坏在吕夷简手上。这样,引起吕氏的忌恨,竟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,离间君巨,引用朋党。仁宗听信谗言,把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。在保守派得势的情况下,虽有人同情范仲淹的遭遇,但人人缄口避祸,连谏官御史都不敢说话。时任集贤院校理的余靖,目睹此状,不畏权贵,不畏株连,挺身而出,仗义执言,大胆上疏论救:"仲淹秉朴忠之心,怀直谏之节,不识忌讳,有可矜悯。观其临事不苟,言必忏上,竭忠奉国,夫岂私其身哉。"余靖不仅为范仲淹打抱不平,还敢于犯颜直指仁宗皇帝的失误:"陛下自亲政已来,二逐言事者矣,恐钳天下之曰,不可不谨!伏望陛下以舜察迩言为念,不以诽谤而加罪,追改前命,无重过举,则天下幸甚。"当时,余靖还不是谏官,只是一个小小的集贤校理,他明知自己官位卑微,又在仁宗大怒之时越职言事,说不定会遭致杀身之祸,但他以国事为重,置生死于度外,慷慨陈词:"巨故抵罪妄,辄有开陈者,怀忠事君,不敢自爱,万一益国,死无所限。"结果,忠言逆耳,仁宗皇帝恼羞成怒,将忠心耿耿的余靖贬至偏僻的筠州为酒税小吏。

    虽然有过此次教训,但余靖凡事仍以国家为重,不计较个人得失,不避奸邪,不畏权贵,秉公直言。庆历二年七月,余靖会同欧阳修等谏官,咸言"举正懦默不称职,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,不宜局在兵府。愿罢举正,以仲淹代之。"仁宗接受余靖等的人的建议,罢免王举正,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。范仲淹的上台,对保守派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,为推行新政铺平了道路。余靖还多次上疏,奏劾那些不称职的官吏。他指出户部判官、工部郎中王球被疾不任事,于是王球被仁宗诏罢怀州;又揭露监察御史刘元瑜奸邪,贿赂升官,结果刘元瑜也被罢免。对于那些依托裙带关系晋官授爵而又无能的人,尤其指斥。张尧佐是仁宗爱妃的世父,迁摧甚快,一日中除宣徽、节度、景灵、群牧四使。余靖并不因为张尧佐受宠而畏惧,直言尧佐识见浅近,不应升官太速,以免贻害国家。

    欧阳修称赞他"感激备励,遇事辄言,无所回避。奸馁权幸,屏息畏之。"与此同时,余靖还举荐一批有才识、有革新思想的人到要职上任事。仁宗对他非常赏识,多次采纳他的意见,并称赞他"刚气不折,屡进直言,以补予阙"(余国屏《余忠襄公年谱》),亲赐五品官服,以示嘉奖。

    三、勤,即勤勉

    余靖认为"怠则废职,勤则政宣".他为官数十载,不论是在重用得志时,还是在被贬任上,都能忠于职守,勤政爱民,兢兢业业,为国分忧。

    庆历四年,是余靖兼职最多之时:除了继续担任右正言,还兼任集贤校理、知谏院、同判太常礼院、同修起居注、知制浩、兼史馆修撰、权同判吏部流内价。就在这一年,"余靖写了近百篇制浩,并同修起居注。而于谏净之职,则更为尽心尽力。以现存奏议来看:几乎每月都有,极少间断。其中:二月六章,四月五章,五月二章,六月十章,七月二章,八月、九月、十二月各一章,十一月五章;还有二章,可断在本年。"现存余靖在庆历年间的奏议,总计有59篇。他时时上达民意,补救闲失,分辨邪正,裨赞朝纲,其建议屡次被仁宗所采纳。

    在他知天命之年,因憧族首领依智高造反,带兵沿西江东下攻打广州,到处烧杀抢掠,弄得田野荒芜,百姓流离失所,民不聊生。在朝廷忧之、君臣为之旰食的危难时刻,余靖两度领兵奔赴前线,回旋于瘴病弥漫的丛山峻岭之中,"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,许多人是不愿、不敢并且是不屑去做的".甚至在平定了叛乱,而没有得到什么封赐的情况下,还到处劳碌奔波,留守广西,从事战后治理的艰辛工作。

    余靖不仅勤政,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而且勤于治学,还是一个有很高造诣的学者、诗人。他自幼接受师训,勤奋好学,博闻强记,尤以文学著称乡里。他曾自云:"偶自童观,即亲儒术。寻师千里,备历险艰,志学十年,乃得科第。余靖读书不以儒家经典为限,"至于史记、杂家小说、阴阳律历,外暨浮屠、老子之书,无所不通。"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宋仁宗景祐元年,余靖被晋升为秘书丞,他早年勤奋治学所获得的丰富知识,很快使他崭露头角。他翻阅了王室大量的古籍,发现前代的史书有许多差错。于是,多次上书皇帝,建议校勘。宋仁宗便命他与国子监直讲王诛在崇文院共同校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三部典籍。余靖埋头于史籍,日夜不辍,一年后"新校《史记》一百二十卷,新校《前汉书》一百卷,新校《后汉书》九十卷",并在校对的基础上,写出《三史刊误》四十五卷。由于余靖在秘书承任内,成绩显著,未满二年就被仁宗摧升为集贤校理。

    除编纂史书外,余靖的许多著述、奏议、诗文均有很高的造诣,深得朝野嘉许,在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科技等方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据记载,余靖著有《谏草》五卷、《三史刊误》四十五卷、《庆历正旦国信语录》一卷、《契丹官仪》,又曾参与编修《祖宗故事》、《太常新礼》等。另有后人所辑余靖文集《武溪集》二十卷。清人称赞《武溪集》道:"绩其生平树立,要不失为名臣。"并对余靖的文章给予中肯评价,"以方驾欧、梅固为不足,要于北宋诸人之中,固亦自成一队也。"余靖的诗虽不多,被编入《武溪集》的虽只135首,但评价甚高。《粤东诗海》评其诗"骨格清苍,吾粤宋诗无出其右";《宋诗钞》认为他的诗"坚炼有法",《岭南诗存》赞余靖的诗"清婉".《岭南历代诗选》谓余靖五言诗"颇受张九龄影响,幽深清劲,有骚雅之遗音。"

    四、明,即明察

    余靖认为为官必须明察,因为"区区强弱,茫茫真伪,巧诈千端,奸邪万计。""轩铜照胆,不将不迎。尔妍尔丑,安能循形。"他始终明察忠奸,举荐贤才,罢默贪官、庸官。

    余靖把人才的选用置于改革的首位。他认为首先要选择能人贤者,才能修养法度,使百废俱兴。"京城择诸司之长,边鄙择将帅之才,牧民选循良之吏,如此则"兵农刑政,庶职皆修矣。"宋朝官冗耗费,职分不明,互相推诿,贤者无权任事。荐举布衣李觏一事,足见余靖识才爱才的独到眼光。李靓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。他从小俊辩能文,举茂才异等不中,便在家乡授教,名声颇大。天圣八年,余靖以将作监丞知新建,其时李觏只是南城布衣草民,余靖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,可惜处于偏僻之地,无法施展才华,后上"荐李觏状",以表其惜才之心。余靖称赞他"博学通识,包括古今,潜心著书,研极治乱。江南儒士,共所师法",只可惜"有此寒俊,淹在草莱,""独未蒙用,伏乞朝廷特与召试,以广得贤之路。"李觏是庆历新政拥护者,主要是在理论上支持新政,他在《富国论》、《安民策》、《庆历民言》、《平士书》、《强兵策》等文章,系统的论述了关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方而的思想。他的理论,对庆历新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    余靖不仅爱才识才,更重要的是正确地辩明各种人才的长短,合理使用人才,扬其长而避其短。《乞韩琦兼领大帅镇秦州》,是余靖在庆历二年所上的奏章。当时原知渭州的龙图阁直学士、吏部员外郎文彦博徙知秦州,韩琦则同范仲淹经略径原路。余靖认为这样措置不宜,提出应该以韩琦知秦州,文彦博虽有才干,但他新到边城,与将士不熟,没有建立威望。而韩琦原知秦州,士卒信服,又数年在边疆。余靖分析了文彦博不适合统领秦州,而以韩琦之才,知秦州才合适。他指出:"急遣韩琦兼领大帅,归镇秦州。增兵故关,以扼冲要。"

    余靖对于有才干者极力举荐,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则不留情而地贬斥。他多次上疏劾罢枢密使夏谏、参知政事王举正、户部判官王球、太常博士茹孝标,制止边帅狄青及故相之子三司判官吕公弼晋升太速,并点名批评了大学士章得象与宰相晏殊无所作为。

    除为国举荐贤能贬责奸佞外,余靖更多的是为国家政务出谋献策,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,弹精竭虑地对国家的大政方针、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略。通览现存余靖的奏议,不难看到内有"备灾之术""御国之要""安民之术""经国之要""救患之方""招抚之术""斗二敌之策"一类内容。由于这些方略切中时弊,符合实际,所以,大多数为仁宗所采纳,从而对强国兴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    五、和,即宽容

    余靖认为:"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凌上忽下,于义何如?刚而又方失乎正,柔而又圆近乎佞。济之中和,可以从事。"和箴有着深刻的内涵,在余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他治政宽容,即仁政的思想。因为庆历年间灾荒四起,"西戎不宾,契丹恃强,人心动摇,战守不足,而军需百物,皆出于民,"宋朝形势如此严峻,本应固其本而节其用,但"残忍之吏,朝索暮办,炉锤之声,遍于天下。"余靖很反对这种做法,他认为应急之方,不是勤取于民,而是"宽租赋",既然农产有歉,就应量民力而取之,这样国家可以有部分收入,民众亦不会穷困至极,无以生存。倘若不量民力加收租赋,百姓自然"不堪其求,必致流亡之患,则永失常赋矣。"衣食不足,就难保民不为"盗贼"了。

    至于如何"量民力",他认为朝廷必须掌握好征收的准则,搞好粮食储备。"古者三年耕,必有一年之蓄;九年耕,必有三年之蓄。无三年之蓄,曰国非其国。故虽尧水汤旱,民无菜色者,有备灾之术也。农收有限,当量民力而取之".如果"民有积蓄,能自充足,则邻里亲戚共相守卫,不肯弃起安逸以就死。若朝廷略加存抚,则不失其所".

    照此看来,余靖仁政思想的内涵显而易见,就是"中外之政,安民为本",就是要体恤黎民百姓,"厚农桑""宽民力",给民以生路,同时还要"去冗兵,惜冗费,谨山海之禁,则国用足矣。"宋朝军队兵士之多,以致造成冗兵之势。据统计,仁宗朝军队总额己达125. 9万人,养兵费用激增。余靖主张去冗兵费,把社会财富用于对国家、对百姓有利的方而。这样,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饥荒,消除内乱。

    对于己经出现的"内乱",历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大多主张野蛮的高压政策,余靖却不赞成这样做。他认为应以安抚为主,"与其胜之,不若安之。"就湖南等地少数民族起义之事,特别提到安抚问题。他指出"蛮贼骚动"的原因,主要是"朝廷中外措置乖错",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抚恤不够。庆历四年荆湖路有农民起义,前去镇压的官兵封锁山周围二十里,禁止农民耕种,而这一带千里皆山,若全部封锁,贫户甚至中等之户平日又少积蓄,一旦失去耕作自由,温饱不保,必然驱民为盗。余靖奏请皇上"疾速出榜告谕人户,并令依旧任便耕种".对于已经聚集的叛民"宜遣谋智循良之吏,单车独往,谕以祸福逆顺之理,宣以恩信而招抚之。小之生路,则众可溃散,贼焰宜熄矣。"

    余靖仕宦生涯的最后10年,是在镇抚南疆度过的。他充分发挥了儒家仁治思想,平定了依智高的叛乱,解决了交趾犯边之事,医治了战争的创伤,使被依智高叛军破坏的城乡又逐渐繁荣起来。仁宗皇帝在《答诏》中称赞余靖此番功绩:"以卿策虑无遗,忠义有素,文理足以绥众,武备足以折冲,进居承辖之重,付界方而之寄,必能宣明威信,朕庶几无南顾之忧矣。"

    六、慎,即慎重

    余靖认为从政必须慎重。因为"太行之险,摧舟折辕,龙门之浚,舟沉揖翻。危乎官路,逾兹阻艰。"所以要"动而二思,静当有虑。俭则易足,谦则无忏。"他为人处事的作风严谨,生活节俭,虚怀若谷,从不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。如前而所述,他两袖清风,以清廉朴素名重朝野。

    在庆历年间,守旧派与革新派斗争异常激烈。由于余靖为官慎重,曾被他奏劾过的监察御史刘元瑜等人,只找到余靖出使辽国,用契丹语写诗的借口,"有失使者体,"把他贬出京城,降任吉州(今江西吉安)知州。其实,余靖出使辽国,使得"戎盟两就""国体获伸",这本来应该记功行赏的政绩反而成为"欲加之罪"的借口。

    余靖从政慎重还表现在对待宋与辽、西夏的二国关系的国家大政方针上。

    北宋建国初期,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多次进犯宋境,宋军屡战屡败。景祐四年,依附辽国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,因而引起西夏与宋之间的战争,宋兵亦败北。为了扭转宋朝不利的局而,余靖认为应让辽国与西夏互相牵制,避免二境受敌。庆历四年,辽兴宗征西夏,元昊担心两面受敌,便向宋称臣。而辽国则威胁宋与西夏绝交,使西夏孤立。当时宋朝内部意见纷纭,有的主张接受辽兴宗的要求,与西夏断交;有的则主张如果西夏能向辽请罪,应允许它向宋称臣。余靖认为两种意见都过于轻率,不够慎重。因为"询北虏而绝西戎,亦有兵祸;纳西戎而违北虏,亦有兵祸。二虏连谋,其为矛盾之势。北人才去,西人必来,拒纳之间,动皆有碍。"因此必须慎重处之,对辽、西夏两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,静观局势的变化,争取主动。庆历四年九月,余靖第二次出使辽国。回国后,即将敌情详细分析,建议朝廷利用辽夏两国的矛盾,对元昊速行册封,"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,与契丹争锋,二敌兵连不解,此最中国之利。""封册元昊在二敌胜负未分以前,则元昊有以为恩,契丹无以为词。"庆历五年正月,余靖第四次出使辽国。他深知把握时机的重要性,指出"倘或朝廷怀犹豫之意,谋不旱定,则事久变生,非我之利。"于是建议"先降赦命,差定夏国封册使,律其知之,以坚西贼之心,专图北敌。"

    余靖四次出使辽国,深入异邦,了解敌情,可谓披肝沥胆,大智大勇,竭智尽忠。倘若邦交中言行稍有失误,即会招致兵戎相见,首先危及生命的是余靖本人。余靖在《吉州谢上表》里曾有记述:"虏帐怙强,沮我封拜。徇虏约则西戎怨,纳夏款则北狄怒。""有死不避,见选于巨。单车即道,送者失色。握节以往,敢望生还?"

    余靖出使不辱使命,圆满完成任务,并经多番了解,慎重地提出"斗一二敌"的最佳策略,终为仁宗皇帝所接纳。宋朝册封元昊,使西夏解除后顾之忧,倾力与辽大战。经过六年的辽夏血战,辽国虽胜,但元气大伤。两国均无力侵宋。从而使宋与辽、夏边境得到较长时间和平,边民历经连年征战,亦得以休养生息。

    由上可见,余靖在北宋为官40年,不论是当京官,还是做地方官;不论受宠幸,还是遭贬滴,都始终坚持清廉、公正、勤勉、明察、宽容、慎重六箴作为自己从政处事的原则,可谓文如其人。可见,蔡襄在前而诗中所云的风采只是余靖风采的一个方面,而余靖风采的精髓就体现在《六箴》之中。

    综观余靖从政生涯,不愧是一个卓有建树、革新图治的政治家,杰出的外交家,有很深造诣的学者、诗人,而且还是一个富有儒家道德涵养的正人君子。后人把它与唐开元贤相张九龄相比较,称之为"异代九龄"."余靖风采",无疑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典范。从宋至今,都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。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,而且对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,特别是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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